我究竟是不是1977年冬季高考寧夏考生中作文最高分的獲得者？40年來，這個傳言一直存在，但無法證實。疑慮始終籠罩在我心中，迷霧重重。
但我能確定的是：1977年10月21日下午6點30分，我正坐在北京開往銀川的169次列車上，廣播中的頭條新聞是“關于中共中央決定恢復高等學校招生考試的通知”。
那一刻，列車正盤旋在軍都山連綿的群山中。
那年，我20歲，在寧夏賀蘭山下大武口的工廠里當電工。
在接下來不到50天的時間里，我身處人生中最昏天黑地的日子——白天去工廠上班，夜里挑燈復習。直到1977年12月10日早晨，走進決定命運的考場。
那年高考一共考4門，政治、語文、數學、史地。
我沒上過高中，而且數學本來就很差，所以我把賭注全壓在了語文和史地上。
這是有原因的。
就在4年前，我毫無準備地下鄉了。
當時，我覺得我要做一個人生的決定：未來干什么？
在星空下思考了半天，我堅定地認為，未來我要當作家，或者記者。
之所以這樣決絕，是因為我從小喜歡看書，剛上小學就能饒有興致地閱讀《參考消息》。
在我身處的那個貧寒荒蕪的少年時代，凡能找到的書我統統讀過，甚至連《赤腳醫生手冊》也讀得津津有味。當許多同學視作文為畏途時，我早就輕松越過。上初中時，我甚至不打草稿地用整整一個作文本寫了平生第一篇小說《爐熱心紅》。
下鄉的我因為確立了宏大目標，自然迸發出驚天地泣鬼神的干勁，玩命讀書并假裝玩命思考。我甚至一字不漏地抄錄過吉林大學出版的《文藝學概論》。
我開始認真寫起了小說，而且一口氣就寫了兩萬多字，起名“麥場風波”。
多年以后，每當回想起那篇胡編亂造的東西我還會臉紅。
但是，當時的我卻有勇氣把它寄給《寧夏文藝》。
幾個月后，《寧夏文藝》編輯部居然給我寄來信函，邀請我參加“寧夏工農兵短篇小說作者學習班”。
盡管那篇小說越改越糟糕，但從知青歲月開始的寫作訓練卻成為我人生中最重要的財富。
高考前，我們也熱衷于猜題，比如，語文試卷中占分最多的作文會出啥題目？
我不大擅長寫議論文，于是我就備戰記敘文。
而“難忘的……”一定是一個重點題型。
高考第一天上午考政治，下午考語文。
那年西北的冬天特別干燥寒冷。
午后，當我走進考場時，對語文抱著必勝的信念。
卷子發下來了，果然是記敘文，題目是——難忘的一天。
我早已胸有成竹，選擇了那個極其獨特的歷史時刻：1976年10月6日，粉碎“四人幫”那天。
因為當時我剛好在天津，親眼見證了人們在海河兩岸敲鑼打鼓上街歡慶的情景。
我瘋狂地寫，臉上全是汗，寫著寫著把棉襖脫了。我一直寫，一直寫，寫得握筆的手都僵了，寫到最后我哭了。
我只覺得教室里的光線逐漸暗淡，周圍寂靜無聲。
等到我寫完，抬起頭來，發現教室里只剩下我和監考的兩個老師。
我沒有檢查，就直接交卷了。
1978年早春二月，我收到了錄取通知書。
于是，漫卷詩書，一路東行，回到我出生的城市天津，成為南開大學中文系七七級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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