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我受陳虻邀請，進入央視搭檔白巖松，做“時空連線”節目。那時，央視南院食堂，每天集體吃飯時電視上正重播“時空連線”，陳虻吃完飯給我打個電話：“人家說，這人還是陳虻招的？你可別讓我丟人。”說完把電話掛了。他嫌我小女生新聞的那套路數：“你簡直矯揉造作不可忍受。”他還說：“批評你不可怕，對你失望才可怕。”直到他看我真沒自信了，倒是對我溫和點了：“你得找到欲望。”
“我欲望挺強的呀。”我回嘴。
“你關心的都是自己，你得忘掉自己。”他說。
怎么才能忘掉自己？”我擰巴得很。一期節目三方連線，我得時刻想著我的身體要擰成三十五度、四十五度、六十度角，還要想臉上的表情、語言、化妝、衣服。這一場下來什么都得想，我怎么能忘掉自己？
我真是一期一期問我媽和我妹，設計問題時有點用，盡量從常識出發，但一上臺，幾盞明晃晃的燈一烤，導播在耳機里一喊“三，二，一，開始”，身體一緊，我聲音就尖了，人也假了。
陳虻說：“你問一個問題的時候，你期待答案么？你要不期待，你就別問了。”我不做聲。
上班時只有在洗手間，我能松垮兩分鐘。我盡量延長洗手的時間，一直開著龍頭，一邊深呼吸，看著鏡子里的自己。我知道自己身上已經開始散發失敗者的味兒。
那段時間，我常看一本叫《沉默的羔羊》的書。女主人公史達林是美國聯邦調查局24歲的貧窮實習生，孤身一人去調查殺人案。在演播室開場之前，我很多次想過：“不，這個用塑料泡沫搭起來的地方可嚇不著史達琳，這姑娘從不害怕。”
我決定自己做策劃和編輯，找找那個抽象的欲望是什么玩意兒。每天給各個部委打電話聯系選題。同事大老楊看我給外交部打電話、聯系大使被劫案的采訪，覺得好笑:“得多無知才能這么無畏啊。”但居然聯系成了。
我每天上午報三個選題，下午聯系，晚上錄演播室，凌晨剪輯送審。有個大冬天凌晨兩點，人都走光了，沒人幫我操機，我自己不會，盯著編輯機，心想，我不干了，天一亮我就跟陳虻打電話，他開口就問:“今天是不是能交片了?”
我鬼使神差地說:“能。”
我抱著帶子去另一個機房，編到第二天凌晨三四點。大衣鎖在機房了，穿著毛衣一路走到電視臺東門。我是臨時工，沒有進臺證，好心的導播下樓來，從東門口的柵欄縫里把帶子接過去。回到家電梯沒了，爬上十八樓，剛撲到床上，導播打電話說帶子有問題，要換，我拖著當時受傷的左腳，一級一挪，再爬下去。
白巖松有天安慰我:“人們聲稱的最美好的歲月其實都是最痛苦的，只是事后回憶起來的時候才那么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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