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中國的抗日戰爭進入最艱苦的階段。地處中原腹地的河南省鬧了大饑荒，陪都重慶遭到轟炸。就在這一年，中國歷史上絕無僅有的一支學生軍遠赴滇緬戰場。
在這些投筆從戎的青年學子中，很多都是名門之后，鄧述義就是其中之一，他的父親是中國裕華紗廠的老板張松樵（另一個名字為鄧旋宗），人稱“棉紗大王”。
抗戰時期，鄧述義有太多機會到國外留學深造或者明哲保身地遠離戰場，“但是在戰火之下，人人都無安全可言”。鄧述義記得有一回日機來了好久也沒回去，防空洞里悶死了好多人。聽拉車人說，收拾尸體時，光是金表之類的金銀細軟就裝了好幾大籮筐。
最終，鄧述義不顧父母的勸阻投筆從戎，成為重慶參軍第一人，把自己從高中生變成一名特種兵，與10萬中國學生一起組成了學生軍。
最近剛剛出版的《父親在一九四二》的作者鄧賢，即鄧述義之子，歷時3年，以父親和他的戰友為原型，塑造了一群征戰印緬的學生兵形象。可以說，《父親在一九四二》真實還原了那段父親經歷的特殊歷史。
抗戰后期，后方兵源幾近枯竭，南京政府派遣遠征軍出征緬甸遭遇慘敗，日軍趁機攻占緬甸，切斷了中國通往外部的最后一條生命線——滇緬公路。當時在校生可免服兵役，但是在國家最艱難的時候，以鄧述義為代表的學生兵選擇了上前線。
鄧述義不斷獲悉前線的消息。“去殺日本鬼子”的念頭始終在起作用，最終他走進了重慶兵役署。那一年，鄧述義只有17歲。臨別時，母親送給他一塊歐米茄金表，為的是讓他在吃不了苦或后悔時，能換一張回程的機票。
鄧述義所在的部隊從重慶步行到昆明，從昆明飛越喜馬拉雅山到印度。他們接受了英美盟軍的現代化裝備，學習盟軍提供的現代化作戰理念，掌握先進武器的使用方法，與盟軍互相配合、并肩作戰。
學生軍面對的最兇的敵人是號稱“王牌中的王牌”的日軍師團。這支部隊曾經發動過“盧溝橋事變”，制造了慘絕人寰的“南京大屠殺”。淞滬會戰、武漢會戰，他們都曾參與。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后，他們從馬來西亞登陸，一個師團迫使新加坡7萬多英軍投降。他們曾大敗英美盟軍和第一次入緬的中國遠征軍。他們是中國軍隊的“老冤家”。
然而，它敗給了年輕的中國駐印軍。八年抗戰，敵強我弱，正面戰場歷次重大戰役，多以中國軍隊失利和國土淪陷而告終，唯有反攻印緬之戰成為日本人的噩夢。除了現代化的裝備，這支年輕的軍隊靠什么戰勝強敵？鄧賢相信，歷史之謎就隱藏在一個個學生兵身上。
統計數字表明，在遠赴印緬作戰的學生兵中，大學文化程度的約占20%，高中文化程度的占50%以上，粗通英文或者具有較高英文水平者約占1/4。這是一支有文化的軍隊。鄧賢認為：“這樣一支高學歷的軍隊，相信即使‘二戰’時期的英美盟軍也無出其右。”
這些年輕人在軍隊中體驗到訓練的艱苦，受過窩囊氣，被打過板子，他們“原以為到印度從軍只是個決心問題”，后來才發現，現實與理想相去甚遠。戰爭的殘酷改變了他們。鄧述義身邊的戰友越來越少，不斷有人在戰爭中陣亡。他們被裝進一只只黑色的裹尸袋，被大卡車運走。但這些學生兵在磨礪中也找到了重挫敵人的信心，他們沒有忘記自己棄筆從戎的初衷。
抗戰終于勝利了，遠征軍即將回國。但這支隊伍回國后又遇到了解放戰爭。一時間，隊伍土崩瓦解，所謂的王者之師名存實亡。后來，鄧述義和他的戰友大多重返校園繼續念書，走上了知識精英科學救國的道路。但是在新中國成立后的一段特殊歷史歲月里，他們幾乎無一例外地遭受了不公正的對待。那段慷慨悲壯的從軍經歷，居然變成他們需要反復洗刷的“歷史污點”，直至改革開放才予以改正。
鄧賢想通過這本書表現兩點：第一，中國的知識分子不論處于什么處境，“官二代”也好，“富二代”也罷，在國家民族危亡的時候，都會以行動來做國家的脊梁。他們都知道戰場的兇險，但他們義無反顧。第二，要善于學習和武裝自己。要打敗強大的敵人，自己一定要強大。當年我們是借助美國人的裝備，這算是知識分子第一次走向海外，以“當兵”的特殊方式接受先進的戰術、先進的思想、先進的裝備，一下子使中國軍隊變成世界一流的軍隊，橫掃日軍王牌。
對于這段歷史，鄧賢也是在20世紀80年代才得知，父親那一代人竟有如此驚天動地的壯舉，這改變了中國知識分子在他眼中唯唯諾諾的形象。
如今，當年的學生兵垂垂老矣，相繼離世，很多人甚至沒能看到記錄他們人生的新書出版。2009年，鄧賢的父親鄧述義也告別人世，到天堂與他的戰友們會合。成都地區那一代金戈鐵馬的學生兵存世者僅寥寥數人。但鄧賢仍記得父親說的那句話：“打仗不是演戲，死神大手一揮，成千上萬的生命灰飛煙滅，何來雄壯而言！”
在鄧賢心目中，“父親是一個真正的兵，哪怕他的胸前沒有勛章”。
（天 朔摘自《中國青年報》2012年10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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