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個苦難型國家，讓人生氣的事太多，所以魯迅的號召力和影響力，遠大于胡適。就我個人而言，對魯迅是熱愛，對胡適是欽敬。當“胡適”太多時，我喜歡提魯迅；當“魯迅”太盛時，我愿意談胡適。當然，真正的他們這個時代都沒有，只有學徒和隨從。
一個大變革時代，最需要這樣幾種人：改革派、保守派、理想家、實業家。其比例和組合，決定著一個時代的精神格局和走勢。自古以來，中國人往往不是太實就是太虛——要么只顧坐而論道，縹緲得走了形；要么只顧低頭覓食，極端物質化。我們缺少真正的理想主義實踐。文人往往思想力很強，而行動力太弱。有次我去江蘇海門，離那兒不遠的南通，百年前出過一位名人，叫張謇，清末狀元、立憲派、工商業巨子、教育家、慈善家、地方公共事務領袖。這是個讓我激賞的人物，在當地媒體采訪時我說，他是“窮人的榜樣、富人的榜樣、文人的榜樣、理想主義者的榜樣”。談現代中國的社會烏托邦，繞不過他。
從國民精神上講，現在到了太實的時期，很物質、很物理、很生理的“實”。尤其在當下，收益分配不合理，貧富懸殊，道德失陷，公信力降低，人的生存成本和壓力空前巨大。像《蝸居》中刻畫的那樣，一套住房就讓你人生透支，一輩子沒別的心思了。人人都焦慮，都有饑餓感，注意力被牢牢綁架在“物質”大風車上。不僅百姓，連精英知識分子也把心智全澆灌在硬話題上，諸如經濟戰略、制度設計、權力問責、數據分析、技術和學術建設，精神家園這類軟話題似乎大家都顧不上。雖然我有務虛的習慣，但不研究這么宏大的問題，我只說感受，甚至直覺。
我個人以為，中國人的精神家園最缺的幾樣元素是：愛的意志、法的精神、現代理性、宗教心靈、生命美學、形而上哲學、不利己的自然觀。法的精神，尤其憲政精神和法律實踐，我覺得是當務之急，應成為上下共識和改革的基礎。宗教心靈，未必是信徒式的，我更傾向于那種有“宗教感”、有宗教意緒的心靈狀態。但宗教力量也有缺點，它主要通過讓人敬畏（“懼”）來勸導善良，所以我希望有一種更廣泛和主動的愛的意志，通過愉悅的“愛”來讓人上升，就像史懷哲醫生的那種愛，它超越狹隘倫理和世俗神學，是從里向外散發的一種氣息、一種溫度、一種沒有外力逼視的內心秩序，從而讓靈魂更舒適，也更容易秉持和傳導。
一切還不能照搬西方的，尤其在心靈方面，要建立適合東方人精神體質的生命哲學，東方的形而上，單靠幾本圣賢書不行，搬西方著作也不行。而且，我們最大的麻煩還不是學說，而是日常所秉持的精神，是聽從內心召喚的那種執行力，是基因和細胞意義的隨身攜帶、終生服役。這些問題我一般不多想，想多了就有“天色已晚”的感覺，我們缺的太多了。之前的哥本哈根世界氣候大會期間，我每天去辦公室拿起新聞串聯單都看到好幾條相關新聞，坦白說，心情極糟糕。那么多政府扯皮、爭吵、推卸責任、拉幫結伙，大搞厚黑政治，殊不知天快塌了，這就是人類的極端利己主義——每個人都在乘坐的船上鑿洞，這可是唯一的船啊！每個人都聲稱愛自己的孩子，可有誰打算給后代留下一點可憐的資源呢？莫非每個人都指望自己的孩子打敗別人的孩子，從而占有那最后的一滴水、一點空氣、一寸立足之地嗎？
一個“愛”字，鼓吹容易，秉持難。尤其在社會矛盾激化、公平和正義羸弱之時，你一味地講“愛”，連自己都覺得臉紅。但你看當下的精神空氣，除了腐爛、虛無和頹敗像灰塵飄來飄去，還充滿戾氣和刀具的影子。中國的社會結構和權力基礎是靠暴力革命打下的，政治江山是這樣，意識形態也是這樣，那么，民間土壤和空氣中，就不可避免地殘留這種農藥，染上這種菌群。所以，在條件成熟時，消解斗爭哲學的任務非常必要，要去仇恨化，去敵視性，因為中國人缺乏微笑，缺乏信任，缺少諒解。因此，我希望中國的文學、藝術、媒介，多重視一下愛，多一點溫暖和光，尤其多一點“無條件的愛”。這不是粉飾太平，因為我們要活下去，沒有愛，世界就是冰冷的，人會被凍僵。
過多的奢談意義不大，若選擇起步點，那就從“法”和“愛”開始吧。中國民間正出現越來越多的公益團隊和愛心組織，這是最讓我欣慰的一個跡象。它們是這個時代的維生素。
（小 冬摘自書海出版社《古典之殤》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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