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和大明，兩朝都是文人的天下，留名后世的武將寥寥。南宋初年的岳飛與明朝后期的戚繼光取得的功績，可謂是這寥寥中的鳳毛麟角。岳飛有他的“岳家軍”，讓對手發出“撼山易，撼岳家軍難”的哀嘆；戚繼光有他的“戚家軍”，一舉蕩盡為患南方數十載的倭寇，為老百姓所尊崇。
人們知道“岳家軍”，還知道岳飛被十二道金牌招回，屈死在風波亭。關于戚繼光，人們知道他橫掃倭寇，卻鮮有人知他也曾駐守京北薊鎮十六載，拱衛大明都城，直打得蒙古朵顏部發誓永不來犯。
岳飛與戚繼光，一個在事業鼎盛時做了屈死鬼，一個卻立下一個個奇功。原因何在？一個朝中無人，一個后臺很硬。
岳飛成名于南宋初年，朝中主和派當權，難得有知己。他生性耿直，不太會處理與當權派的關系。有一次，秦檜宴請百官，詩興大發，要求每人作一首詩，詩佳者坐上座。也許，文學功底深厚的秦檜想借此自我展示，但岳飛卻不給他這個面子，昂昂然自顧坐到上席，吟詩一首：“自幼從軍未學詩，今朝赴宴強為之。削發搓韁系戰馬，拆衣抽線補征旗。江南美酒君須記，北國風霜我獨知。百萬金兵臨城下，再請諸公去賦詩。”這樣的詩句，讓秦檜和諸位官員都覺得顏面掃地。朝中也有主戰派，但是岳飛疾惡如仇的個性，讓人很難接近。
而戚繼光建功薊鎮，如果沒有張居正的鼎力支持，不可能如此順利。當時，只要有人敢找戚繼光的麻煩，張居正就會利用手中的權力不動聲色地把此人調離或貶職，為戚繼光在薊鎮大張旗鼓地訓練士卒、建立新軍、修筑長城、更新裝備等等創造了良好的外部條件。
當然，張居正對戚繼光的支持也不是無緣無故的，一方面是張居正為國選才，器重戚繼光的軍事才能；另一方面，也在于戚繼光很會處理人際關系。為了報答張居正的知遇之恩，他曾給張送過重禮，并在張回鄉葬父時，派出自己最精銳的部隊護衛其南行。更為甚者，戚繼光每次給張居正寫信，都謙卑地自稱“門下走狗小的戚某”。一個堂堂大將面對朝臣居然如此卑躬屈膝，張居正能不視戚繼光為自己的親信，能不放手用他，讓他建功立業嗎？
岳飛不會送禮，更不會自稱“門下走狗”。
從傳統的道德觀來看，戚繼光的操守確實不如岳飛，但細讀史書，會發現戚繼光這樣做也是不得已而為之。
戚繼光初調薊鎮，原想大有作為，他上書朝廷，要求撥十萬兵員，想訓練一支北方的“戚家軍”，以平定邊患。但朝中反對聲一片，指責他“求望太過，志意太侈”。面對朝中的反對之聲，戚繼光很快明白，要想成就一番事業，必須得到朝中權要的支持，否則，空有愛國熱情，到頭來處處碰壁，一事無成。于是，在戚繼光任薊鎮總兵期間，朝中換了徐階、高拱、張居正三任首輔，戚繼光都與他們保持了良好的關系。
又有誰知道，戚繼光為了國家的安寧，在這簡簡單單的“關系”二字背后，是如何忍辱負重，如何費盡心機？這些都是岳飛不曾想到和做到的，所以他不被權貴重用，含冤抱憾而死。
明代哲學家李贄的觀點非常明確，他尊重海瑞，但指出海瑞過于拘泥于傳統的道德，因此只能是“萬年青草”“可以傲霜雪而不可以任棟梁”。他贊揚戚繼光為“千百世之人物也”，對戚繼光為了國家的利益舍小節而顧大局的做法給予了充分肯定。
人說蓋棺定論，又說歷史任人評說，我只是為岳飛扼腕嘆息：不知道他若晚生幾百年，目睹了戚繼光的成功，能否改變自己的觀點，在濁世里也多建一些功業？
（余 暢摘自《中國青年》2012年第1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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