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當你要說一點什么東西卻沒想好怎么開頭，通常可以先談談天氣。七月，北京下著連綿的雨，我出門不多，又懶得買傘，有一個晚上終于被雨困住。當時我從超市出來，提著兩桶可樂，風呼啦啦吹過來，雨就跟著下來了，然后是幾道閃電。雨點很大，打到可樂瓶上都發響，我以為我跑得快，但剛一沖刺，就掉了一只拖鞋。我拎著可樂，單腳跳回去，借著遠處打來的車燈，找到拖鞋。小區里的行人發出叫喊，慌亂里帶著一點受虐者的賤賤的興奮。我看到路邊一處房檐，躲了進去。路上轉眼就積了水，雨轉瞬更大，打在地上起了泡。在房檐下，看著觸手可及的雨，我兩手空空，和兩桶可樂并排站在一起，就像站在了世界之外的某處，我想雨快停，又想雨不停。
正是這時，王瑞鑫發來短信。他就說了一句話：你最近在干什么？
王瑞鑫是我高中的同學，嚴格說是校友，我們同級不同班，畢業以后，總共就見過三兩回。從零散的消息里，我知道他也在北京。我收起手機，沒回他——我們已經幾年沒見，我不知道應該回答得具體一點，還是敷衍一點。印象里他是個熱情的人，他鄉遇故知，我們可能會討論到見面喝一杯這種有些儀式感的事情。對此我有顧慮——時間自有其威力，舊朋友見面，相談甚歡的情況很少，更常見的是，在飯桌上，每個人顧左右而言他，一席飯吃完，就此成了路人。
雨下了十幾二十分鐘。回到家，我想了想，回復他：我來北京了，在一個叫常營的地方。他有點興奮，連發來幾條信息，說了他的情況，他住在西紅門，在一個建筑公司上班。最后一條信息是個問句：你喜歡你的工作嗎？
多年不聯系的人，通常不會這么提問。但王瑞鑫很多年前就這樣。我放了心，就撥了他的電話，我們閑扯幾句，約定第二天下午見面。電話里他還說，剛寫完一部長篇小說。掛了電話，我就收到他的郵件，打開文檔，看了開頭，拉到末頁，字數顯示是14萬。
二
2006年，我在高三的自習課上第一次見到王瑞鑫。當時是晚上，一排排燈管辛苦地打在教室上空，小部分人悉悉索索，大部分人埋頭做題，整個世界安詳無聊。一個學生推開教室門，快步走上講臺，拿黑板擦敲了一下講桌，用普通話說：“打擾一下。”學生們抬起頭，講臺上的人緊張又鄭重，語速快，十幾秒的時間說了一堆話，大意是傳達一個通知，影評班的上課時間安排之類。說完他快步走下講臺，推門而出。
影評班是藝考班的一種，那一年作為新事物出現。經過老師幾番動員，高三每個班都有幾個人報名，組成臨時的影評班，學一些影視理論的課程，高考前參加藝術考試。在本縣，藝術大都作為工具而存在，是升學路徑之一種，學生用來謀取一所大學，學校則謀取更高的升學率。加入影評班的學生，自然也大都學業吃力，甚至升學無望。王瑞鑫是個例外，他的加入帶有更多熱愛藝術的成分，因為成績本就不錯，也就成了影評班的班長。當時大家沒有手機，影評班的學生星散在全校二十多個高考班里，王瑞鑫就挨個教室走一遍，傳達上課通知。
第一次出現后又過幾天，還是一個晚自習，王瑞鑫再次推開教室門，走上講臺，拿起黑板擦，說：“打擾一下。”
眾人認出了他，畫面重演帶來喜劇效果，教室里哄然笑起來。王瑞鑫卻不笑，像個播報員，語速仍舊快，像上次一樣，說了一堆話，中間沒逗號，說完推門而去。到第三次在教室出現，王瑞鑫還沒走上講臺，教室里就哄笑了。此后一兩個月的晚自習課，他總是隔三差五地溜進每間高三的教室，走上講臺，輕車熟路，提供隱秘的歡騰，隨后消失在夜色里。
在本縣，父輩們總是充滿靈感，他們盡其所能，仿佛只為了讓我們早早明白，萬事萬物都該劃分等級。高一入校，以中考成績從高到低，班級就分成了三類：實驗班、重點班、普通班。蘋果在超市里上架時，遭遇也差不多。師長們樂于描述世界的殘酷，千軍萬馬過獨木橋之類說辭，總之，人生擁有超市一般的秩序，唯一的秘訣就是玩命做題，別無他法。
我的問題是只在體育課上興奮，結果自然成為學業上的邊緣分子。邊緣分子們的特征之一，就是在自習課上無所事事悉悉索索，熱愛晚自習的停電，期待學校發生爆炸，擁抱一切打破平靜的事物。我們歡迎王瑞鑫，像蘋果歡迎一條蟲子。我記住了他。
但和他真正認識已經是畢業前后。大概是填報志愿時，或者更晚，在學校門口，一個朋友拉住我倆，熱情地作了介紹，傳遞出的大概意思是，啊，大家都是文人，早該認識。王瑞鑫靠墻站著，對我點頭笑，說他看過我的博客。我笑著回應他，以示相見恨晚之意。
那時我已經開始寫QQ空間，并在學校擁有一些固定讀者，具體數量未知，但想來不超過二十個。我筆耕不輟，更新速度比模擬考試更頻繁，看著邊緣分子們熱情洋溢的評論，我覺得，我大概已經進入文壇。自習課上，我鋪開本該演算立體幾何的草稿紙，寫下標題，列出提綱，周末去了網吧，坐一個下午，對著提綱，文思泉涌。我到底寫了些什么？翻來覆去，大概就是一句話，上學真是一件無聊透頂的事情。我只局限在短篇，后來才知道，王瑞鑫那時已經寫了超過十萬字的一個長篇。少年們體力不太行，我的最高紀錄是寫五千字。對于能寫出十萬字的人，我充滿敬畏。
三
第二天下午，天還是陰的，我坐了地鐵，換乘二十多站，如約到了西紅門。王瑞鑫在出口的商場里等我。他的樣子沒什么變化，好像更高了，一米八三，仍然瘦，戴眼鏡，穿一件T恤，下擺塞進了褲腰，腰帶崩得緊，牛仔褲下面是一雙皮鞋。我們買了兩瓶綠茶，走出商場。商場外是幾個工地，王瑞鑫的辦公室在其中一個。影評班沒讀下去，藝考失敗，他繼續復讀，大學考了土木工程，去了沈陽，畢業來了北京一家建筑公司，跟著工程，換了兩個工地，負責項目投標。
工地由藍色的預制板包圍著，我們沿著小路走進去，鉆進藍色板房，像蟲子鉆進蘋果。辦公室是臨時建筑，踩在樓梯上噔噔作響。走進一間會議室，王瑞鑫關了門，我們面對面坐下，擰開綠茶，聊起天來。他鄭重地說，自己這幾年變化很大，人生快規劃清楚了。
結婚是他規劃中重要的一步，上個月他訂了婚。“老婆是東北的，她懂我的小說，也能給我提出意見，有些地方我寫的不合適，她看了，也能改一下，改得還不錯，她還把我的小說拿給她爸爸看。現在我們異地，周末我就坐火車過去，我挺喜歡去他們家。周五晚上我坐火車，十點多上車，睡一覺，第二天上午到沈陽，星期天晚上坐車回來，周一接著上班。就是路費比較貴，來回四百多塊。”
他直視著我，講他的規劃，“異地太累了，北京又不好呆，正好她要讀博士，我也支持她，我們找了宜昌的學校，準備過去定居。不過，錢還有點緊張，現在這個公司雖然無聊，但是工資還行，主要是年終獎，有四五萬，我能攢下錢來，準備干到年底辭職，拿了錢再走。”
他告訴我，投標工作很累，他全國到處跑，去過了十幾二十個城市出差，但去年有幾個月，他仍然完成了最新的小說。那幾個月，晚上忙完工作，他先睡一會兒，起來洗個澡，趴在桌前寫四個小時，天亮前才睡，一晚上寫兩千字，有了現在的長篇。最近幾個月，他一直在投稿，但回音杳杳，新近認識一個出版社編輯，吃過了飯，但也是一拖再拖，沒給他準話，這讓他心煩，也有些不安。他覺得不能再等，理由是距離三十歲沒剩幾年時間了。
“出版了小說干什么？”我問他。
“當個作家吧。我覺得應該會有機會。名氣很重要。小說不能不出，我一直要出的。但是編輯一直拖著，我覺得沒信心了。編輯其實賺錢很少，一本書，提成也就幾千塊錢，我最近想請他吃個飯，我想干脆我給他幾千塊錢，幫我快點出了。你那邊有什么資源嗎？”他說話時坐著不動，有時看看窗外，更多時候直視我，語速仍然很快，最后問我：“你怎么規劃的，要留在北京嗎？”
這個問題我答不了。我沒什么規劃，也不知道會不會留在北京，但我不愿敷衍他，想給他個確切的答案，但想了幾下，又給不出來，就喝口水，搖搖頭說：“我還沒想清楚，也不知道接下來干什么。”他笑了起來，又立即收住笑容，好像怕傷害到我，沉吟一下，說：“你想過結婚的事情沒？我以前不知道。但是想到結婚以后，我整個人就變清楚了，以前我和我媽關系不好，你知道的，但是有了女朋友，準備結婚了，關系固定下來，很多事情都利索了。我以前和我媽沒法交流，現在多了個女人，反而容易溝通了。女人和女人就是好溝通，一件事情，我說怎么都說不清楚，她們就能解決。她們關系也不錯。我覺得好。真的好。”
他眼里有神采，自己笑了兩聲，好像肯定了自己，又好像在自嘲。他連說了一堆話，我感受到他的愉悅，為他高興，覺得應該說些什么，但仍無從開口，我好像噎住，只能回應他一個笑。他得到回應，繼續講：“我最近戒煙了，也戒酒了，為了生孩子。我們想十月要孩子。有陣子我抽煙很多，有癮了，不過說戒就戒了。什么事情都好說，我覺得規劃得都很清楚。就是小說是個變數，我辭職了可能也去讀書，不過還沒想清楚，但是小說得出。”
我們又聊起高中。他談到不久前參加的一次同學聚餐，班主任先入座了，一個同學第二個坐過去，鄭重表示自己是班干部，所以應該坐在老師旁邊。說到這，王瑞鑫笑起來，少有地面露鄙夷，“你說是不是有病，都這么多年了，不知道他們腦子里想的是什么。我大學里也進學生會了，但我沒變成他們那樣，我就是無聊，想玩，最后覺得真沒意思。反正我沒變得惡心。但也有點幫助，我經常主持點什么，練了口才，我可以對著一屋子里一直說，所以現在讓我來做投標，其實投標大部分沒真事兒，一半一半吧，很多工程都打招呼了，我就是去做做樣子。但是話說回來，北京已經算是好的了，可能是全國最好的。”
臨去吃飯前，我們聊到以前的同學。我們各有十幾個同學在北京，但大都不怎么聯系。我不以為意，總結說：“就只是同學而已，當年不小心坐在一個教室里，后來不小心都來了北京，其實根本沒多少話說，沒聯系就對了。”
但王瑞鑫沒接我的話，他往空氣里看了一眼，說：“因為都很忙吧，不容易，都忙著好好混，想混好。”
要好好混，要混好——在本縣，父輩師長早就要求，我們應該這樣期許自己。混得好的標準不一而足，但能去了大城市，大體上就是混得好的標準之一。有一天，我的班主任打印了一篇網帖，在自習課上一字一句讀完。那帖子當時在網上傳播甚廣，標題是“我奮斗了十八年才能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班主任讀得激動，勸慰眾生，同學們努力吧奮斗吧，往高處去，去城市，去上海，去北京。
每隔一段時間，我都夢見考試，整張試卷不會做，徒然驚醒。畢業早就過去了，但考試看起來從沒結束。以前是在教室里做題，現在是努力地“混”。本縣的經驗告訴我們，人生一直有個排名，就像每次考試的成績，天道酬勤，北京到底意味著什么？大概就是排名領先的某種元素。
多年過去，有些人終于到了城市。其中一個是我的同桌，為了找工作，他畢業前又運動又節食，從二百多斤減到一百多斤，得償所愿，進了國企，解決了戶口，第二個目標是找個老婆，舉案齊眉，安居樂業。畢業時，我同桌在同學錄上給人簽名，理想一欄填著：給日月填詞，給星辰寫歌。但現在，我提到這茬，他卻不太愿意接話，只是坐在沙發里說，客戶太煩了，像蛆蟲一樣，排著隊，往我身上爬。
四
在西紅門地鐵站附近，我們吃了飯，王瑞鑫晚上要出差，回宿舍換衣服。為了節約房租，他住在職工宿舍，一百平米出頭的房子，住了十五個人，走進去，大學宿舍的味道迎面而來，我覺得有些陌生，但坐了一會兒，又覺得一切都對。王瑞鑫的床鋪靠窗，他跟我介紹，他的床位最好，不僅獨占了一面窗，還有兩個床頭柜可用。我在屋里走來走去，偶爾踩到扔在地上的襪子。
王瑞鑫收拾了背包，擦了擦皮鞋，把T恤掖進腰帶，對著鏡子整了整頭發，提了兩袋項目宣傳冊，隨后出門。我們穿過馬路，又穿過一個小區，進了西紅門地鐵站。在地鐵里，我們又談到他的小說。見面前，我草草瀏覽，小說標題是《我渡》從大學時期寫起，文章的主角叫王睿，仍帶著半自傳色彩，去年寫完，今年五月改了一遍。他告訴我，覺得不行，還要再改。
“無論如何我得抓緊把小說出版了。”分手前，王瑞鑫又念叨一遍。
“如果一直出版不了呢？”我問他。
“得有個結果，不然我就沒信心了。”
地鐵不停往前走，一站接一站，車門打開，車門關上，像中學里一節又一節的課，上課鈴接著下課鈴。萬事似乎都得有個確切的結果，讓人聽見，讓人看到，自己才能走下去，好比一張試卷做完了，總要看個得分。
在北京南站，王瑞鑫下了車，去坐高鐵。我們約好過段時間再談小說。地鐵車門打開又關上，隔著玻璃，我們擺手告別。
此后幾天，北京沒怎么下雨。天又悶熱了，小區上空回蕩著蟬鳴。我路過躲雨的房檐，想起了接到王瑞鑫短信的那個雨天。在北京，我們有十幾個同學，當年恰好坐在一個教室里，現在恰好來了北京。但是大家少有聯系。我覺得不聯系是對的，又覺得哪里不對，就像我躲在房檐下，希望雨趕快停，又想雨一直下個沒完。按照本縣古往今來的原則，大雨再怎么滂沱，人也該撐著傘，一直往前走。可我又想，倒不如找到世界之外的某處，只和兩桶可樂站在一起，不發一言，只聽風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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