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叫王遠成的男子回顧，他大學畢業時來到上海，月薪只有1500，9個人租一套房子，他生活得困窘但不狼狽，那時的他，像一個永動機一般充滿活力。他不斷地接受新鮮事物，并將其融入到自己的工作中，他持續加薪，和能夠與自己相濡以沫的女孩相戀，他也喜歡這座國際化大都市的各種便利，他說，那是一個神奇的城市。
后來因為母親得了肺癌，他不得不離開他所愛的城市和女孩，回到家鄉烏魯木齊。父母幫他弄了個事業編，他們家有幾套房子，可是，待得越久，他就越憎恨那種固態的、混吃等死的日子，三線城市人際關系曖昧復雜，待得并不舒服，他懷念上海，說，他一定要回去。
有位上海作家轉發這個長微博時加了一句“不敢來大城市拼命，就只能在小城市等死”，另一位作家寫了條微博反對這一說法，她說她不喜歡大城市，就喜歡在小地方待著，“打拼”其實是內心自卑迫切需要外界認同的表現。
我沒有看到上海作家那條，對后者的說法表示同意，后來上海作家解釋說，她的那條不是評判別人，而是講給自己聽的。
我不由捫心自問一下，單就我自己而言，小城市真的更可愛一點嗎？
顯然不是。
1998年，我在家鄉小城，找不到工作。這首先是我讀的學校不夠過硬——我初中時開始發表文章，便開始自以為是地偏起科來，學習成績一塌糊涂，但我的要求也不高，暫且在某個文化單位當個“臨時工”也可以，我們那兒很多沒讀過什么書的年輕人都是這樣解決工作的，當然，我也得承認，這是大院子女的慣性思維。
這個“大院”，跟王朔馮小剛他們的大院沒法相比，不過是小城的市委家屬院而已。我父親是個正科級干部，我后來才明白，像他這種“主任科員”類的正科級，沒有實權，其實沒有優勢可言。
但我從小就在市委辦公大樓里出沒，叔叔伯伯都知道我寫文章，熱情地喊我“大才女”。這種虛假的繁榮，使我在讀書時曾抱有一種幻想，可是，當我站到他們面前，那些叔叔伯伯，不管是文化局的，還是文聯的，笑容依舊，只是“大才女”的稱呼，變成了一串熟練的“哈哈哈”，然后，看看天，看看手表，找個理由，順利地金蟬脫殼了。
能以“哈哈”應對，還算客氣。我又去見一位更熟悉的“伯伯”，他在某文化單位任要職，曾激賞我的某篇文章，我對他抱以更多的希望。但在他家的客廳里，他的臉色冰冷如鐵，說，你說你會寫文章，可我手下的每一個人都會寫。
我在沒有被他的臉色擊垮之前，勉強念出來前準備好的最后一句臺詞：“你給我個機會讓我試試吧。”他說：“那是不可能的。”
然后我就走在小城冷清的大街上了，從那個伯伯家到我家的路不到一公里，我卻如喪家之犬，失魂落魄，心里結了冰，我不知道應該去哪里，那時，家鄉不如異鄉。
那些日子，每晚都不能入睡，小城的夜寂靜如井底，把心沁得冰涼。我懷疑自己這輩子都找不到工作了，想起小時候上學時經過的那條巷子，是小城里的貧民窟，一排黑乎乎的小屋，經過時可以看見居民在里面刷牙洗臉吃飯以及站在床上穿衣服，我想，那也許就是我的將來。
我知道讀者可能會指責我，為什么只愿意去文化單位工作呢？世上有那么多條路。怎么說呢？電影《東邪西毒》里有句臺詞，說一個人，要是學了點武藝，會點刀法，其實是件很麻煩的事兒，你就不愿意種地了，也做不好工了，世上很多事情都做不來了。
這話很有道理，以我為例，寫了幾篇文章，在《散文》《隨筆》《萌芽》，還有《人民日報》上發表過，也覺得有很多工作不適合我了。
想過要離開，去別的地方，再也不回來，死在外面都不回來了。許多人年輕時，對家鄉都有這種怨氣吧，魯迅寫紹興，也殊無好感，可能是因為，撇開在父母羽翼呵護下的童年和少年時代，我們與家鄉零距離接觸的那幾年，正好是我們最弱小的時候，受傷在所難免，結怨就理所當然。
但是我一時沒有離開的機緣，倒是有一天，一家民企的一個工作人員來找我，問，你愿意到XX公司上班嗎？我以前并不認識他，他是個資深文青。
那是小城里最大的民企，有酒店也有商場，我說愿意去看看。于是他帶我去見那家民企的董事長。董事長是個看上去就精明強干的男人，我忘了他問了我些什么，印象深的只有一點，他說之前那個工作人員已經把我的文章都復印了，他這幾天一直放在床頭看。
我如遇知音，第二天就上了班。一個文友聞訊來阻止我，說，你到那里能干啥？小城不缺一個端茶倒水的小職員，但你肯定不是干這個的。這話聽了很受用，卻也只能一笑了之，事實上，雖然有所謂“知音”的鋪墊，在那家公司，確實也只能干個端茶倒水的活，以及，每天早上和大伙兒一起打掃董事長的辦公室。
辦公室主任告訴我，擦那張大大的老板桌，一定要一鼓作氣，從這頭擦到那頭，不能停頓，否則會留下不顯眼的污漬。
有時也陪董事長參加宴會，華麗的廳堂，冠蓋云集，小城里的各界名流，在酒桌上說著他們的笑話，觥籌交錯。而我是無措的，無措到以我的記憶力，居然記不起宴席上的任何一個細節，記得的，是董事長對我不會說話不會敬酒的不滿，以及，整個公司對我不能夠掌握同時幫董事長拎包和拿茶杯技巧的善意取笑。
我不覺得失落，因為我自己也想不出能在這兒干什么，甚至于我都不明白，這個不缺人的公司，為什么要招我這樣一個明顯不合適的人，是對寫作者的同情？還是想多“才女”這么一個品種？
更多的時間里我無所事事，為了不顯得太無聊，就趴在桌子上寫文章，寫完寄給本省的一家晚報。幾天后，我按照報紙上提供的號碼打過去，副刊編輯歡樂地告訴我，已經發了：“好評如潮??！”接下來的幾個星期，我又發了兩三篇，當我發了四篇文章時，那位編輯寫了一篇文章，將我和本省的另外兩位女作者放在一起做了點評，題目叫《解讀小才女》，那年，我二十三歲。
和我同時被點評的一個女孩對我發生了興趣，她對一個男粉說，你要是能找到閆紅，我就請你吃飯。那個男粉得令而去，用電話瘋狂地騷擾了我可能出現的每一個單位，有一家單位提供了我家的電話。他打去許多個電話之后，我終于下班了，我聽到他在電話那一端歡快地說，來吧來吧，我們都想見到你。
我跟公司請了假，施施然前往合肥。那年頭人心簡單，絲毫沒有考慮到騙局什么的。和女作者與她的男粉見了一面，女作者現在是我的朋友，男粉卻從此后消失在茫茫人海里，問那女孩，她說，我不知道他去了哪里，不知道他怎么冒出來又怎么消失的，好像他只是為了把你引到合肥而出現的。
那是一次至關重要的旅行，我順便去拜訪著文力推我的副刊編輯，他是一個羞澀拘謹的男子，卻告訴我一個改變了我人生走向的消息：省城的某報在招聘。他說，你一定要去試試。
我去了那家報社，除了一張身份證，沒有帶任何證件，我囁嚅著跟辦公室的工作人員說我的情況，一位女士回頭笑問背對著我的年長者：“吳老師，你看能給報名嗎？”年長者沒有轉身，說：“夠條件就給報，不夠條件當然不給報。”女士無奈地笑看著我，我知趣地退出。
并沒有轉身走開，我想了想，徑直走進總編辦公室，一口氣說完我的情況，那位總編沒有表情，只是在聽完后對我說，走，我帶你去報個名。
就那樣報上了名，筆試，面試，不敢報太多希望。那是1998年，該報打出的廣告是年薪三萬，應聘者擠破門檻。
回到家鄉的第二天，我接到報社辦公室的電話，通知我后天去報到。后來我聽說，面試之后的會議上，是那個背對著我的吳老師替我慷慨陳詞，說：“這樣的人不要我們要誰？”又有人告訴我，會議結束后，他坐在休息室里抽煙，瞇著眼，微微笑著，有人問他有沒有招到人才，他說：“有個叫閆紅的很有靈氣”。我完全想不出哪句話打動了他，當時我因為太過緊張幾乎語無倫次。
我去那個公司辭職，副總遺憾地說，哎，我們正準備派你跟某某考察包衣種子市場呢。我也覺得遺憾，這可能是我在小城那兩年，得到的最有趣的工作了。
我來到合肥，就像隨手抽中的一根簽，卻寫著“上上大吉”。雖然一年之后，我就因在“敵報”上發表散文而被辭退，但當我來到“敵報”，跟總編自薦之后，總編也是沒什么表情地聽完，對我說，你明天來上班吧。
這個“敵報”，就是最初推薦我的那個報紙，《解讀小才女》的作者，成了我的同事。
沒有小城里的叔叔伯伯，但我在這里一次次遇到真心幫我的人，我跟兩位總編都不熟，入職后見到領導都躲著走，但所有的人都原諒我。
之后生活順風順水，我在這里結婚，買房，生子，人際關系簡單到可以忽略，也沒有讓人厭煩頭疼的人情往來。這似乎是為我量身定做的一座城市，它不繁華也不喧囂，更不排外。它房價適中，氣候溫和，街道干凈，街邊栽種著濃密的灌木與花草，新區里多公園與小湖，一年四季桃花紅李花白桂花梅花開個沒完。
它更大的好處是小，以我自己的生活為例，學校、單位、超市、電影院、書店、大劇院、體育場，皆可步行抵達，而步行時可以一路賞鑒那些默默開放的花朵，以及突然驚飛的一只白頂黑背的小鳥，哦，對了，有一次，我還在路邊邂逅一只小蛇，可見生態環境之好。
有時也不免想，假如當年我沒有出來，會怎么樣？會在那個公司干下去嗎？我直覺不會，最好的也不過是終于博得誰的同情，去某個文化單位做個“臨時工”，拿著比別人少上一大截的工資，逢年過節給領導送禮，眼巴巴地等著轉正，一等可能就是五六年、七八年——有幾個和我處境相同的人，在那里是這樣過的。
結婚，生孩子，過年時和親朋好友坐在一張大桌子上吃飯，旁敲側擊對方的收入，在被對方描述得完美的生活暗自尋找破綻，很多人在網上這樣描述。如果留在那里，可能就是這樣的一輩子，不如意，不順心，但也漸漸習慣了，就像張愛玲說的，像是在長凳上睡覺，抱怨著抱怨著也就睡著了。
說了這么多，我不是說，小城市就不好。我相信中國一定有無數可愛的小城市，甚至于家鄉小城，也不見得就不好，也許是我運氣不好，也許只是那地方不適合我，應該會有很多人，在那里擁有著真實的幸福，但是，若我在那里，確實只是等死。
這些年，也經常有人問我，你為什么不去大一點的城市呢？本省的一位作家直接問，你為什么不去北京？我沒法回答，我不是一個有魄力的人，在被那家報紙辭退的那一年，我給北京的一家報紙投去過簡歷，沒有收到回復。
那時我二十四歲，很年輕，如果能去成，可能也就去了。那幾年，是去北京的黃金年代，親戚買的東四環外的房價六千一平米。一開始去可能有點艱難，咬緊牙關，打拼幾年，總能夠生存下去，我不知道如果去了，現在的我，是什么樣。
現在的我和北京，都明顯不再相宜。房價且不說，交通也讓我頭疼，起碼，在那里，我無法想象一個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人，有一天不借助任何交通工具的生活。還有各種限購，抽簽上牌，這座城市對于新移民可謂嚴防死守。
再說又何必去北京呢？網絡這么發達，長途話費一分鐘一毛五，包月套餐都用不完，傳說中的那些歌劇舞劇演唱會，早已將二三線城市當成新市場，在這里，并不缺少什么。
但似乎還是缺了點什么。在微博朋友圈里圍觀朋友們的生活，總覺得他們比我活得要投入，的確，那么高成本地生活著，一定要更加不辜負自己的心吧，不妥協，也不輕易放棄自己。
那個從合肥去北京的林特特就對我說，她回到合肥，見到很多女人，不過三十多歲，口口聲聲把小孩弄好就行了。她總可惜她們放棄自己太早。
她這話讓我警醒。
我在北京見過一個女人，錦州人，退休后來到北京，租了一間小房子，學畫畫，參加各種文藝活動，很精神，很有斗志的樣子。
我覺得她為我指了一條路，等我老了，沒準也會選擇做個老北漂，那時我就不想買房子了吧，那時坐地鐵該有人給我讓座了吧，趁著胳膊腿還能動，我在北京城里東溜西逛，想想這樣的夕陽紅，覺得人生還有點奔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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